这是日本政府债券不会被大规模抛售，日本主权债市场不会崩盘的最重要保障。

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这正是我国出口加工产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二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陷入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明年中国保障性住房供给量的大幅度增加，将满足对保障性住房的市场需求，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的人或租或买，所以这类房子房价将下降，有望缓解整体房价上涨的压力。

但从实践来看，也没有什么效果。即在停止（或停止扩大）房产税试点的前提下，在房地产税未完成立法程序之前，建议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开征消费税，税率和征收标准均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税收收入归地方所有。  明年不可能在全国开征房产税 《经济导报》：今年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确定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并明确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同住建部等负责。相反，没有一个省份跟进，而且一旦有媒体传出哪个城市要试点房产税，不出三天被传的城市政府立刻会辟谣。

1993年中国在税制结构上设定的是双主体，实际上是以流转税为单主体。中国不断创新房价的天花板，为此，一些专家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蓝图可能会加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而且我认为，明年也不可能在全国开征房产税。上海和重庆的房价显然是在上涨并没有下跌。几年来，所有扩大房产税试点的意见和传闻对政府、居民和开发商的决策产生了非常混乱的误导作用。但与此同时，必然相应取消对高档商品房价格的行政限制，明年仍将上涨，上涨幅度不好预测。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笼统的说房价高就是有泡沫，房价低就是没泡沫。《经济导报》：虽然目前试点的效果并没有压低房价，但主张征收房产税的观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未来房产税能否取代限购政策成为房地产调控的终极手段？ 许善达：房地产市场需要调节，虽然对住宅征收房地产保有税是国际惯例，但我不赞成以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的方式调节，我主张对商业房地产征收房产税，同时对高档住房在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房地产税在很多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体都有，那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房屋和土地都是私有的，而在中国，房屋是私有的，但土地是国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的征收率与其它税的征收率相比是低的，而征收成本相比是高的。

现在泡沫破裂，供大于求，房价大幅度下跌。所以，我不仅不赞成继续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而且我认为上海和重庆也应当停止房产税试点。

您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泡沫现象严重吗？ 许善达：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泡沫？我认为这取决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经济导报》：有专家认为，过去10多年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地方政府土地供应垄断，财税扭曲，金融压抑，社会保障不平衡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储蓄率上升，以及货币信用支持投资扩张的增长模式。

截至到9月底，今年中央下达633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所需用地已全部落实，实现了应保尽保。第二个目标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重庆曾表示房产税试点很成功，但年年缩小征收范围。同时，普通住房房价也会有所下降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同时用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推动出口，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这种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显出来。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

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同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存款增加和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形成等恶果。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这正是我国出口加工产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二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

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陷入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出口导向政策 。

二、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

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一、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三、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

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性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的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现代经济学早就指出过，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也面临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